很感谢“日本志愿者协会”邀请我在这里发表演讲，我很珍惜作为民间服务机构的身份参与这样的研讨活动。我自己报上的题目很大，但实际上我的经历比较多在“中国各地慧灵”的范围，这就决定了我的意见有狭窄性，所以请大家原谅。不过“中国各地慧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在中国大陆限制全国性民间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8个地区的慧灵机构。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数量，而是我本人在1988年就得到日本基督教协会的邀请来到日本研修5个月，因此我们属于最早得到专业传帮带的中国民间服务机构，我所领导的机构在中国率先建立了正常化服务模式并带动了中国智障服务领域逐步打破传统封闭的服务模式。

（播放5分钟的PPT 图片介绍慧灵）

今年8月，我们慧灵非常有幸接待了青木利元先生和高山和雄先生的光临，我非常赞同青木先生对志愿服务的研究结论。我们象老朋友那样交谈，两位尊贵客人的访问，触动了我对以前的回忆和思考。

我为今天的演讲起了个“自发自动”的题目，是想告诉大家：我、还有慧灵机构，我们做的工作并不是因为有谁叫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是完全发自内心“自动自发”做的，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志愿”服务。

在上世纪80年代及以前，中国为残疾人的公办服务很少，也没有开放民办服务，甚至可以说民办服务是一个政治敏感的禁区，因为那时候社会太封闭，连承认自己国家有残疾人都算是摸黑中华民族的脸面，如果有一个人说要为残疾人开办一个服务机构，当时的政府以及有很多人会怀疑你的动机是不是反对国家反对政府，同时也有更多的人怀疑你是不是不自量力。好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开放，而且我当时所在的城市广州毗邻香港，是中国最早试验开放的城市之一，虽然开放的门还限于一条门缝，但对我来说已经很有空间了。

作为创办人的我，是什么动机和动力使我“自动自发”甘愿冒很大的风险去创办在全中国第一家为智障儿童服务的民办学校呢？

回忆起来最直接的原因有三个：一，我姓孟，我的祖籍山东是历史上孔孟之道的发源地，孔孟之道有人生历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的说法。当年我正好三十岁，对自己碌碌无为了30年感到愧对祖先，内心很烦躁甚至很恐惧：好像必须赶紧做出一番事业才能心安，否则不如去死，头脑时时纠缠着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念头；二，那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一份内部报纸才知道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是一名叫Teresa的修女，她一生服务最穷的穷人、最危急的病人和最有需要的人。从小生活在闭塞社会环境的我受到极大的震动，我突然明白Teresa修女就是我的人生榜样；三，有一天我又看到邓朴方先生写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篇文章，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对人道主义理论正面的阐述，感觉在内心产生一种共鸣，我对已经创办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邓朴方先生产生无限崇拜，决心跟随他去为残疾人服务。

以上所说的，是我当年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说明我做事情有很简单朴素和深远的根源：一，我做人和做事的动机，以及我做事情的力量和智慧来源，就是我会经常问自己：我是谁啊？我从哪里来啊？我将要到哪里去啊？这样的问自己，就会追随自己的良心去做事，当你追随良心去做事的时候，就会获得内心最大的平安和满足，如果不做事或者做错事、坏事，就会感到烦躁和恐惧。二，因为我要证实我自己存在的意义，在成长中我一直有意无意中去寻找榜样，比如Teresa修女和邓朴方先生。榜样的力量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励，特别在困难和逆境中。三，同时我也好像有一种潜意识的需求就是希望自己的行为可以得到理论的验证，或者自己的行为需要上升为更理性更开阔视野的认知。因此当我无意中接触到一篇阐述人道主义理论的文章时，我真是很高兴！

20多年来，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在自找苦吃。确实是这样。也讲几个例子——

我在18岁的那年，政府或者说是共产党已经安排了我在一间工厂工作，一直干到30岁那年，我萌生了为残疾孩子服务的念头，我就向工厂请假，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辞职”这个做法，因此我要请假而工厂就把我开除了，被“开除”就意味着你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就意味着要面对被人看不起的眼光。更为实际的损失是：当时民间服务工龄是得不到社会保险认可的，我们无从办理社会保险，直到1993年政府才开放给民间机构办理社会保险，从18岁到38岁我整整丢失了20年的保险工龄，在2004年我到了法定领取社会养老金的年龄比起同工龄的人少领了差不多50%的养老金，而且还欠缺了医疗保险。我的好几位当年和我一起办服务的同事也一样的命运，这意味着我们自己可能要渡一个贫困的晚年。

还有一个例子是：我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才刚刚小学毕业，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中国教育是非常不正规的，我多么需要有学习的机会去弥补遗憾，去掌握专业知识为残疾人的服务。1992年香港一所大学的社工系破格录取我，一些社工老师主动为我提供学费和生活费，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机会，但刚好发生开发商拒绝智障人士搬入服务新址的事，为了争取智障人士到社区居住的权力，也为了不让机构和家长受到经济损失，我只有放弃了到香港免费上大学的机会。到现在，中国的社会服务进入追求专业化标准的时代，文凭学历学位变得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而我本人就被认为“没有专业”的人，但我想，专业化是什么呢？首先应该是专业理念和目标，然后才是专业技术，我牺牲了这次机会，说明我达到为信念也是为专业理念而工作的境界。

“自动自发”这四个字说起来很容易，其实在中国这样的国度上“自动自发”真是很有难度呢，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有限度有禁区的，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社会，是一个“由上而下”“垂直管理”的社会，基本上人民表达思想和政治观点的自由度很有限。

我们慧灵在中国大陆的同行之所以比较有知名度，除了算“老字号”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做事情和遇到问题都有很认真地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和“怎样做更好”？

我们思考研究中国残疾人的问题，很自然就发现障碍残疾人福利的原因除了经济原因，更有一个社会体制的问题。

我举一个最新的事例：2007年10月2日到11日在中国上海举办的2007年全球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很辉煌成功，我们看到由此至终都好像“由上而下”的官方体系在忙碌，我们慧灵作为中国最早成立和最大服务规模的民间智障服务机构很想参与，我本人一如既往满怀热情主动写信给上海特奥组委会，申请慧灵自费去做啦啦队。信写出去了，国内没有回音，倒是美国特奥和在华的德国特奥赞助商对我们有回音，人家在一万公里之外为我们争取机会，争取到一些入场门票，于是我们中国各地慧灵自动自发组织了100名师生的队伍去上海做啦啦队。

（播放5分钟的PPT 图片介绍上海特奥会）

2007年的上海特奥会辉煌成功，使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政府为智障人士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和承诺。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政府对智障问题有点象2003年对待SARS非典时期那样采取临时的应对措施，搞了很漂亮的上海特奥会而没有在体制层面上涉及深层的社会关系改革，没有一个根本的、长远的、整体的制度调整。比如中国各级政府近年来持续增加扩大了对智障人士的救助范围和救助数额，但是拿到钱的智障人士就等于提高了生活品质吗? 就等于保障了人的基本权利吗？如果不深入到体制改革，如果不打破公办对资源的垄断，如果不把民间社会服务纳入国家规划，如果社会只有“由上到下”的强势而缺乏“从下到上”的互动融合，我认为中国残疾人智障人即使得到再多的政府福利也不可能是根本长远的人民福祉！因为中国目前还在实行基本由公办垄断社会服务资源的体制，很容易伴随腐败！

我们是这样认识到社会问题所在，也就非常地“自动自发”去参与社会改革！在中国的今天，每一天都有很多志愿者去做帮助穷人、病人、老人和有需要的人的志愿服务，这是大好事情！我希望有更多真正“自动自发”去做志愿服务的人，有更多“自动自发”去思考问题的人！

谢谢！

中国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 创办人 孟维娜

在日本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