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新疆智障“包身工”案30日判决，托克逊县人民检察院以强迫职工劳动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对李兴林、李云华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判决，两人分别获刑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和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新华社4月30日）

刑法修正案（八）5月1日起施行，新疆智障“包身工”案硬是赶在4月30日做出判决，真够引人遐想的。因为刑法修正案已将“强迫职工劳动罪”改为“强迫劳动罪”，由最高刑罚仅三年，调整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两人以限制人身自由、恐吓殴打等手段，先后强迫18名智障工人高强度劳动，且无任何报酬，还使得一名智障“包身工“被卷入机器而死亡。对于如此挑战社会良知和道德底线的案件，却以如此轻飘飘的判决结束，总让人有种把公众当智障的感觉。

根据《残疾人保障法》，智障被列入残疾人范围。对于这种拐卖拐骗残疾人的罪行，该法却没有详细表述，如何落实处罚更存在问题，仅在第67条简单规定：侵害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处罚的，从其规定；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苍白的规定等于没有规定，我国仅智障人士就有1200万至1300万人，他们的利益维护，特别是被沦为“包身工”后的利益追索，都是一片空白。

而在刑法中，已满14周岁的男性公民被排除在拐卖之外。其实，我国1979年的刑法专门规定了“拐卖人口罪”，但1997年刑法修正案将“拐卖人口罪”修改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理由是，在现实中拐卖妇女、儿童这两类人比较常见，也很有市场，而且妇女、儿童是弱势群体。如今看来，这种立法理由有失严谨。因为人人都可能是弱势群体，只能在此基础上，对可能更弱势的群体进行更多保护，而不是只对更弱势群体进行保护。

2007年，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虽已采取措施打击对成年男子贩运和强迫劳动的行为。但遗憾的是，奴工情况并没有被消除和遏制。2008年，武汉黄陂区一包工头叶华兵，将20余名智障、未成年流浪乞讨人员骗到砖厂劳动。法院也只能以强迫职工劳动罪和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6个月。而一旦套用“拐卖妇女、儿童罪”，轻则“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无期或死刑。何谓严重，其中就有一条“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可新疆这起案件，被拐的就是18人。这些年，随着经济的繁荣，成年男子的贩运也成为一大问题。2010年的统计数据是，全球有超过240万人口贩运活动的受害者，其中强迫劳动占人口贩运总数的18%。

我国应早将所有人群都纳入避免被贩运的保护行列内，对于贩运也应以是否剥削和牟利为判刑标准，而不能简单看是否以出卖为目的。就如同新疆智障“包身工”案件中，并不是出卖，而是通过协议购买，也就是类似于租用的方式来牟利。这也有利于打击以抚养为目的偷盗婴幼儿案件等。

法律保护不周，人人都可能成为弱势群体。智障“包身工”案的判决，已然暴露出法律的明显漏洞。对于这种在联合国看来是当代奴隶制的、危害人类罪的人口贩运，应在法律上予以理清，并用更严厉的法律进行约束和惩罚，以增加犯罪的成本。否则，如此获利无数且惨无人道的行为仅仅三四年刑期就能摆平，只会让更多人投入其中，还谈何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