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述人：马留香女５０岁（洛阳市老城区培智学校校长）

　                       　●采访人：记者　李晓敏

　　                       ●摄影：记者　白周峰

　　颁奖词

　　作为母亲，她把女儿培养成博士生；作为校长和高级教师，她为智障的儿童付出了母亲般的心血。给愚者以智慧，给残缺以健全，她就像洛阳牡丹园里的园丁，让美丽在自己手中绽放。

　　马留香，把全部的爱化作芬芳，留在了孩子们身上。

　　一次偶然，和智障孩子结上了缘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小时候家里很穷，但父母很开明，所以，虽然我是一个女孩子，但也如愿上了学。上学的第一天，看着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我特别崇拜，于是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将来也做一名老师。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成绩一直都很优秀，每次考试都是班级前几名，只是遗憾的是，到高中毕业时，由于刚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所以考大学的愿望就此搁浅了。不过，因为在我们村我成绩优秀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所以高中毕业后，我便被村里邀请回去，当上了一个民办老师。当老师的感觉很好呀，那时，虽然条件很艰苦，工作也很累，但看着原本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在我手把手的教育下，学会了加减乘除，心里真的很高兴。于是，工作也更卖力。

　　１９７６年秋，村里有一个外出上学的机会，大概村里领导觉得我表现不错，所以就推荐我去洛阳师范学校数学系进修。两年后，师范学校毕业后，由于成绩突出，我被分配到洛阳市一个小学教数学。这一教就是２１年。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次谈话，我想我会一直这么干下去，直到退休。但后来的一次谈话，却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让我和“残疾孩子”变得密不可分。

　　那是１９９９年３月，当时，我们市教育局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让我第二天去局里一趟，有事商量。到那儿以后，这位领导说，想让我去当培智学校校长。

　　“天啊，那可都是傻孩子呀！”我一听就愣住了，因为培智学校实际上就是智障儿童的学校，智障也叫智力残疾，是指人的智力明显低于一般水平，ＩＱ值在７０以下。我们在生活中都能看到这种人，他们长着一副先天愚型的面孔，斜吊眼，塌鼻子，拖着舌头，流着口水，有的高度兴奋、多动，有的傻笑，自言自语，有的精神恍惚，步履蹒跚。他们不会照料自己，是一个让人心酸又心疼的群体。

　　去带领这群孩子，我完全没有信心，当时我对领导说：“我是不是可傻？你让我到憨子学校当校长，那憨子学校校长咋当？”不过，我还是决定尝试一下。谈话１０天后，我带着铺盖上任了。

　　最开始，一见智障学生就跑

　　当时学校里有２１个学生，全是傻孩子，有的流着鼻涕，有的连走路都不会。

　　在学校，我教一个班的数学课，一道数学题，正常孩子几遍就学会了，但教他们几十遍也教不会；一个舞蹈动作必须用千百次的训练，他们才能记住，但过几天就全忘完了。

　　智障教育就是这样，学生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到，但最致命的一点就是智障。我校有个学生叫东东（化名），他爸妈离异，都各自又成了家，他跟７０多岁的姥姥度日。有一天，他姥姥让他去学买笤帚，孩子到土杂店问笤帚多少钱一把，营业员说５元一把，这孩子就和人家搞价钱，他说：“６元行不行？”

　　说句心里话，在最开始的日子里，我并没有真正从心底爱上这所学校，爱上这群无辜的孩子。那时，无论我走到哪里，见到亲戚、朋友、同学，甚至在理发店理发时，有人问起我在哪上班，我都避而不谈自己真实的工作单位。大概是怕别人对我不理解，说我是“憨子校长”，使自己没面子。

　　但很多时候，你越是怕别人知道，事情就越多。当我走在街上，或在家门口时，学生看见我，都很热情地叫：“马校长，你好！”你要不理他，他追着叫。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学校有一位叫丝丝（化名）的学生，天天和智障母亲一块儿上下学，和我家住得很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和丈夫单位的人说话，丝丝一看见我便扯着嗓子喊：“阿姨校长，她打我！”然后让我给他俩断官司。我一听，拔腿就跑，可我越跑，他们越追，还边追边叫。后来，丈夫打趣说：“以前你看到学生和家长都是站那儿有说不完的话，我叫都叫不走，还给我介绍，这个学生如何聪明，那个学生怎样优秀，可现在，见到学生，我骑着车子也追不上你。”

　　经过接触，开始四处寻找“傻孩子”

　　不过，和这群孩子进行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我发现这些孩子心灵很纯洁，很善良，有一次，我在学校打扫卫生，当时是热天，汗流了一脸，一个学生看到了，连忙回到屋里拿出毛巾给我擦汗。虽然他们傻，但他们却用最朴实的行动给了我回馈，当时，我很感动，心想，一定要好好培育这群特殊的孩子。

　　在多次走访中，我得知，很多双职工的父母，由于忙，经常会把智力有残缺的孩子锁在家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决定办一个智障儿童寄宿班，使无辜的孩子们不再被反锁家中，学会自食其力的本领。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我的亲人、朋友时，却遭到了极力的反对，说：“白天一天的工作还不够烦，还想晚上让他们集体住宿。吃喝拉撒都是妈妈才做的事情，家长正想甩包袱呢，真是自找苦吃。”虽然我也知道办寄宿班风险太大，没有前车之鉴，但最终，我还是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把寄宿班办起来了。

　　寄宿班办好了，剩下的就是小主人入住学习了。于是我带领全校教师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寻找傻孩子。一天下班的路上，我看见一个衣衫破旧的男子在前边走，后边低头跟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流着口水，浑身脏兮兮的，受职业心和责任心的驱使，我立马上前询问：“小朋友，在哪上学？”孩子抬起头，目光呆滞地看着我摇了摇头，怯生生地说：“爸爸不让。”我说：“到我们学校上学吧！我就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前面的那个男子闻声回头吼道：“傻子上什么学？白花钱！管闲事！”说完就拉着孩子大步走了。我不死心，又一直跟到他家，孩子的父亲仍说：“找也没用，不上就是不上！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孩子却在旁边用乞求的眼光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嗫嚅着说：“我要上学！”

　　望着孩子渴望的眼神，望着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望着孩子母亲，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我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让这个不幸的孩子走进校园，通过学习来改写他的人生，改变他的命运。我不辞辛劳，一遍遍地劝说，以孩子的前程，家庭的未来考虑，并主动提出要帮助孩子完成学业，打消家长的顾虑。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孩子的父亲终于领着孩子到学校入住上学。我不食前言，不仅免收了他的学费，还积极地为他捐款、捐物。

“校长干妈”，让我感动流泪

　　牵着孩子们的手，我开始了艰辛而充满希望的人生历程，从最初的入学教育到每一点知识的传授，我努力用爱心、耐心、诚心去梳理孩子们的身心。我教孩子们发音、说话；教孩子们握笔、写字；教孩子们打球、赛跑、唱歌、弹琴；为孩子们换洗尿湿的衣裤、床单。我帮孩子们修剪指甲、理发、擦鼻涕、看病、输液，孩子们的妈妈能做的，我做了；孩子们的妈妈没有做的，我也做了。我教会他们知识，教会他们思考，教会他们生活，教会他们做人，我用尽全力，像逆风拉纤一样，拉着孩子艰难地行进着，经过夜以继日的付出，终于使折翼的小鹰重新飞上天空，使残缺的蓓蕾梦想成真。

　　学校有个学生叫阳阳（化名），他的智商仅相当于三四岁的儿童，是个单亲家庭。他妈妈怨自己的命太苦，整天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与人接触。几次想自杀，被人拦下，于是我走进了学生家长的内心世界，鼓励她面对现实，勇敢生活，帮她挖掘儿子阳阳的潜能，教他学会一技之长。２００２年暑假，我带着阳阳等学生，冒着４０摄氏度的高温，在篮球场上苦练，汗水浸湿了衣衫，孩子们把篮球砸在我身上，钻心地疼。摔倒了再爬起来，每天成千上万次地教他们运球、投球、传球技术。晚上到乒乓球馆教他们打乒乓球，发球、接球、拉弧圈球，一直练到深夜１２点。整个暑假就泡在篮球场和乒乓球馆里，昼夜陪在学生身边。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苦教苦练，面部晒脱了皮，人瘦了一圈，家长心疼得直哭，说：“马老师，辛苦你了！您的爱心、耐心，赛过我这个亲妈。”

　　２００２年９月，我带着阳阳等参加全国第三届特奥会，阳阳一举获得篮球个人技术比赛银牌。２００４年阳阳获全国特奥乒乓球比赛金牌。他的家长震惊地发出感慨：“原来这孩子不是废物，还有用。我还有活头！”

　　学校有位学生叫玟玟（化名），父母都在广州上班，他在我校寄宿班就读。一次，国庆节期间，玟玟有病发烧，我将他领到自己家中，细心照顾，陪他到医院看病、打针、吃药，买来他喜欢吃的水果、鸡腿、面包，给他做可口的饭菜，并给他理发、洗头、剪指甲。他尿裤或把大便拉在裤子上，我擦屎、洗尿、烤裤子，带他和我一起去走亲访友，从不因他是智障而嫌弃。

　　在学生和丈夫同时发烧需要人照顾时，我毫不犹豫地将我这个砝码倾斜于学生，陪学生到医院输液，把呻吟的丈夫留在家中。由于学生家长远在广州，天冷了，我带学生到大张量贩买来棉衣御寒。而当我年迈的母亲不慎摔断了肋骨时，我却因学校工作而没时间陪她老人家一天。由于我对学生关怀备至，学生玟玟一直喊我“校长干妈”，使有些学生很眼馋，说：“玟玟都有‘校长干妈’，我也要老师做我干妈。”

　　听完这些，我心里特别感动，我的付出总算没有白费。

　　孩子自力更生，是我最大的幸福

　　入学时，有的学生对老师的概念都很模糊，连老师这两个字也叫不出来，现在早上到校，见到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早，老师您好。”冬天下雪路滑，同学们争抢着搀老师。这对正常学生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对智障儿童来讲，能做到这一点，教师的愉快和幸福感是一般人难以体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师向智障儿童残缺的心灵播下的爱的种子是对他们进行一切良好教育的基础。如今，学校已由当初的２１名学生增加为现在的７６名孩子，其中有很多孩子在各种特奥会上，获得各种奖项，每次学生获奖的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比如，玟玟毕业后，找到了一份烧锅炉的工作，月薪８００多元，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当孩子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资时，他的父亲亲自领着孩子到学校找到我，激动地说：“谢谢你，马校长，没有你，就没有孩子的今天。孩子不但能养活自己，还能帮我养家了！太谢谢你了！你们就是孩子再生的父母。”

　　看到孩子一个个从什么都不懂，到慢慢自食其力，心里的幸福感别提有多强了。现在若有人问我在哪儿上班，我会很自豪地说我在老城区培智学校，搞的是特殊教育。假如组织上现在要把我调到别的学校去当校长，我肯定不舍得离开，我舍不得这片乐园，更舍不得这群可爱的傻孩子。今年我已经５０岁了，离退休还有５年，在这有限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努力，当好智障孩子的校长妈妈。

　　不过，我还想说的是，对特教事业执著的付出，对我的家庭影响也是巨大的。丈夫从埋怨到大力支持，孩子从认为我“偏心”转为理解。我在工作中的所作所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儿。在女儿上小学、中学，以至于考大学中，都能像妈妈一样，去面对人生的各种挫折。女儿在学业上，也在以优异的成绩向前迈进，她现在正在北京中科院攻读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