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北京慧灵”，专门从事为智障人士服务的。谢谢欧盟的邀请，我记得我是第三次被邀请参加这样的座谈会，使我们有机会表达意见。

我在这里表达的意见已经多次向我们自己的政府表达过，很可惜我们的政府听不见来自民间的声音：

1）中国正在经历5．12 灾后社会公益力量大爆发，政府也因势利导出台一些灾后重建项目向社会招标。但由于体制的改革跟不上，很容易使“政府采购社会服务”的政策变成是官方半官方体制内的再分配，不是按照服务规模和质量来分配，政府发布信息的渠道排除了非正式登记的草根民间服务机构。说明不改革一向排斥民间组织的旧体制，再怎样政府采购社会服务，不公平还是存在的。

2）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在经济上是高速度的，相比之下其他方面显得不相配，比如2008的奥运机遇使北京的外在和内在改变了很多，人民很高兴这些改变，但人民的“民主自由”却因为奥运少了一些，因为国家对奥运太紧张，变得时不时要控制人民的自由，比如我们北京慧灵每年5月在全国助残日都举办社区慢跑活动，今年就不准我们搞。比如2007年10月特殊奥运会在上海举行，我们各地慧灵100名师生家长志愿者自发自费前往做啦啦队，每一天都很快乐，但在第七天下午上海公安来了几十名警察和两大辆巴士100多名特奥志愿者把我们包围在宾馆门口持续5个小时，到半夜还监视我们，第二天是警察送我们上火车的。这个事件说明：中国政府理解奥运的理念是有片面的，注重硬件而疏忽民间（我这里有一封给特奥总部奥运总部的信）。我们慧灵有计划在今年9月残奥会期间抒发自己的快乐而开展活动，请欧盟转达中国政府给些宽松，避免再派警察来包围我们。

3）民间组织登记因为要找“业务主管”变得很难，已经说了多少年，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解决登记问题。我们一再表示理解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敏感，并表达说我们愿意登记就是为了方便政府管理我们。我从1985年就开始从事民间服务，可说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我们的耐心是多么长久。但是这个登记难问题拖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完全解决呢？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台了很多部法律，其实按照法律人民有很大很大的空间，比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就可以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一些所谓难题，但可惜政府和人民都在一定程度上缺失“法治”的意识。我认为怎样“法治”是中国社会最需要的课程。

                        孟维娜   2008-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