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研修生  孟维娜

尊敬的AGAPE的朋友们：

很感谢AGAPE邀请我在你们成立50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讲，作为1988年的研修生，20年的时光好像很遥远也好像还亲近得历历在目——1988年，中国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到10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 很没有安全感也不清楚路向，那时候中国老百姓搞个护照都很了不得，“外国”几乎对每个人都是一种很巨大的诱惑。我在封闭的环境里生活了34年第一次出国，什么都不懂，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新鲜和刺激，连看到“麦当劳叔叔”和“肯德基爷爷”的模型站在餐厅门口都感觉这样做广告真不可思议，还有我第一次感受到唱卡拉OK是这样的自我陶醉…… 。当完成了五个月的研修要回中国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是那样的满载而归：在AGAPE生活了5个月和残疾人相处，我知道了什么叫“以人为本”的服务；走访了了多个日本的城市和农村，我知道了只有先进的社会制度才可能有残疾人和正常人都一样的保障；看到了日本全民投票的选举过程，我知道了“民主”的人民是怎样当家作主的？而对比中国和日本，我知道了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

    记得研修结束前，有一天我们三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研修生收到很多礼物，当时的分配方法是：1）每人平均地挑选自己所喜欢的东西，2）每人可从对方的东西中挑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而自己的东西也让别人挑选（明白交换），3）每人闭着眼睛挑选别人的一个，自己的也被别人挑选（不明白交换），4）再主动送出一个，同时也得到别人的回赠（最高境界）。

这件1988年我在AGAPE亲身经历的事，对我一生来说真是一次最深刻的“启蒙教育”！

也许大家要问我今天将报告什么给大家？我的回答是：AGAPE是“神的爱”，20年来他给于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我很骄傲地告诉朋友们，在中国大陆限制全国性民间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十个地区的慧灵机构。最重要的不是数量规模，而是我本人把1988年在AGAPE 五个月所学习掌握到的，回到中国率先建立了正常化服务模式并带动了中国智障服务领域逐步打破传统封闭的服务模式。

在1988年以前，慧灵机构在专业资讯和社会资源的限制下，当时的服务观念和手段是相当落后的，当时中国大陆的康复服务就是将残疾人从家中接到机构，所谓机构就是一个“建筑物”，比如我们广州慧灵托养服务近一百名的智障成人，每天下午的时候就开始要洗澡，否则到天黑都洗不完，工作的流程分工是：第一个员工负责帮助服务对象准备更换衣服和脱衣，第二个员工负责拿着喷头冲洗服务对象的身体，第三个员工负责帮助服务对象抹干身体和穿衣，整个过程象工业化流水线上的紧凑，服务对象任由工作员摆布；我们的厕所是一个有六七个厕坑的大房间；还有，吃饭的时候同时一百多人，工作员“监督”谁吃得快谁吃得不快，但到底谁吃饱还是吃不满，吃得满意还是不满意，就顾不上关心了。自从我来AGAPE后，我就知道慧灵的方法很非人化，没有生活品质的服务怎可以叫服务呢；吃饭、上厕所和洗澡，这些事情应该是人生美好的享受，我们连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内容都没有美好地提供，智障人士还有什么快乐而言？我回国后着手改革，把在日本学到的新观念新方法培训员工，这些改变在服务对象身上体现出了美好的变化：他们开始有了主动性，开始更多轻松的笑容，也大大减少了情绪的紧张和行为上的“捣乱”问题，这些变化又反过大大减轻了工作员长期的身心压力，员工以有乐趣的心情投入服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有说有笑有商有量，而康复效果就在这人际关系变化中得到了提高改善。

我在AGAPE的研修使我反省到：残疾人要过正常化的生活不可能离开社区，在关起门的“建筑物”里提供服务是品质很低的服务，“机构化”的模式使服务对象缺失了“生活”。

那么我们慧灵在正常化服务模式中是怎样实践的呢？

( 播放幻灯片 10-15分钟 )

其中明显的例子有：现在各地慧灵的住宿服务都已经基本实现家庭化，一个辅导员和5-6个智障人士一起分担家庭责任和分享生活中的甜酸苦辣，再也不会出现把“人”物化为工业流水线的情况。

我们最成功的范例：北京是国际旅游城市，北京慧灵所在的社区是北京老胡同，我们把一个四合院变为国际游客的接待点，不是展示中国智障青年的可怜，而是展示才艺，比如表演民间传统节目和制作中国传统工艺品并出售；我们也不仅单方面展示才艺，而且还设计许多互动环节供国际友人参与，比如教老外写毛笔字、根据老外的出生年份查“属相”、包饺子并用筷子吃饺子等等。从去年开始，我们还推出为外国新婚夫妇举办（坐轿子、掀头盖、一拜天地、二拜父母、三是夫妻对拜）的中国式婚礼作为“业务”。这个完全依赖“市场竞争规律”的接待项目，我们完全没有依赖怜悯而是依赖我们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卖点”和依赖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创新，比如表演“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介绍这是“中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我们表演“西班牙斗牛”在节目最后是“斗牛士”和“牛”的表演者成为好朋友，加上了“和谐社会”内涵。慧灵的智障青年无论所谓能力高低都在四合院里都可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工作位置，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或者潜力选择一个工种，比如接电话的、表演的、绘画的、编织的、写毛笔字的、包饺子的、厨房的，等等，再怎么的智障人士也可以找到一个打扫卫生的岗位，每个学员到慧灵来的感觉是来“上班”，每天亲自考勤亲自记录自己的工作，月底根据记录互评，也有经选举出的智障人士代表参与财务部门核算整体收入和个人收入。在这个项目里，我们看到智障青年的能量大大超乎我们原来的估计，“挣钱”改善生活是一个最直接最巨大的工作动机/动力，每个人都愿意努力做好，而北京慧灵的工作员无需再象过去那样繁琐地照顾智障人士的生活，工作员（社工）的工作更多是专业指导智障人士怎样去学习通过提高工作效率“挣”更多的钱，学习人际关系协调，学习社交，学习悠闲时间的消遣和消费，学习人生规划。智障人士的生活品质因此得到很大的提高，智障人士被尊重被赞扬是因为我们融入社会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建设者和贡献者，由于我们的接待项目，带起我们所在社区一片文化生活繁荣，居民主动来参与接待外宾比如一起包饺子、扭秧歌、学英语，居委会一有活动绝对会记得邀请我们慧灵，比如治安巡逻、出墙报，等等。最大变化是2006年的基层人大代表改选，我们北京慧灵师生在当地六年来第一次行使公民选举权。

根据新的服务理念和需求，我们不断丰富和拓展服务内容，比如各地慧灵都开展以艺术为载体的活动形式：排练与时尚有关联地节目到白领社区演出，排练感谢慰问农民工的节目到建筑工地演出，把绘画作品和装饰业行情结合起来和商家合作寄售。

    当然，实践新的服务理念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的层面很不一样了。比如在2003年北京慧灵发生了一起男女智障人士之间的“性案件”—— 女学员的家长认为是“强奸案”状告男学员和机构，而在中国法律环境不完善不配套的情况下，这次诉讼对男学员和对机构都很不利。机构勇于承担教育和管理不足的责任，但坚持开放男女学员自由接触和保护隐私的做法，法庭上，原告家长和被告北京慧灵辩论激烈，当时我很痛心新理念未被家长认同，更痛心男学员被判执行三年刑期。

    在中国，象慧灵这样先行的民间草根机构实践新理念往往遭遇不理解，甚至承担很大的声誉风险和经济风险，比如改变了对学员严加监管的旧做法后，在培育学员自决自主的过程中，学员的走失问题和男女关系问题往往使家长心理紧张，一出事故机构就会被要求赔偿，而大陆保险公司却不允许我们这样的服务机构办理意外保险，中国政府和残联对这类事件也特别慎重，一般采取避开的态度。

   我们民办慧灵机构每年还遇到政府的例行年审 —— 服务质量评估体系不同的问题，政府带着政府制定的硬件条件为主的评估标准来考评慧灵，以我们慧灵简单朴素的社区化服务，往往得不到承认。

   AGAPE是”神的爱”，虽然我所创办的机构遭遇很多困难和挫折，但我也得到神很多的恩赐和眷顾，我一直牢牢记住1988年在AGAPE所学习到理念，一种精神力量总是在鼓舞自己，我多少次在梦中回到AGAPE，每次梦醒时真的获得了灵感去对付困难。

 1998年的复活节，我这个以前的无神论者，也受洗成为一名耶稣信徒—— 我永远感恩AGAPE ！

（2008年9月稿，10月18日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