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一位精神病人的绘画作品《挣扎》

1 迷失的精神病人

我曾认识一个患精神病的女孩。她是我大学校友，我还清晰的记得在学校的新年晚会上她表演了精彩的武术。在大学毕业不久后的某一天，突然听说在母校继续读研的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据说她躲在学校厕所里哭泣、喃喃自语，一整天不出来，同学去劝她、拉她，她挣扎、反抗、攻击——因为她会武术，甚至男同学都无法接近她。后来在学校的保安以及多个男同学的围簇之中，她被送上了精神病院的救护车。去精神病院探望过她的同学说，隔着带窗口的铁门看见她在小小的病房里，还算安静，却有些恍惚。我当时很震惊，因为几个月前我还遇见过她，与她有过短暂的、懒散的、轻松的闲谈。我始终无法将那个聪明、有才艺、看上去也开朗的女孩与描述中的精神病人联系起来。那时，在我的理解中，精神疾病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事实上，精神疾病在中国并不罕见。根据1982年和1993年全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各类精神疾病的总患病率超过百分之一。其中精神分裂症患病率有千分之五左右，其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经济水平最低的人群患病率最高。同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各类非情感性精神病患病率只有千分之五，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为千分之一。英国的研究者还发现，低收入、穷困、社会地位低的人群更易患上精神疾病。

醉琴老师说，对“精神病人”政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Those people with another level of mental equilibrium（他们有着另一个心理平衡水平）。虽然这个描述并不专业，但精神病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思考和判断确实与正常人不同，严重的会出现幻听、幻视、幻触，对听到的、看到的、想象的不存在的情境和事物做出激烈反应。精神病人没有“意志自由”，在他们做出激烈的甚至破坏性的行为时，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真实世界失去联系（they lose the contact with reality），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多数国家精神病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但也为强制性治疗和隔离精神病人提供了法理依据——因为他们没有“意志自由”，在必要情况下，可以违背精神病人的意愿进行治疗。

2 雾里看花的精神疾病诊断

目前国内诊断精神疾病，主要依据中国卫生部出资编写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WHO推荐的国际标准和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标准。根据这些权威的诊断标准，精神疾病主要包括器质性精神障碍，药物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比如狂躁症、抑郁症），癔症，心理引起的生理障碍（比如厌食、失眠、阳痿等）和儿童心理发育障碍等。在这些精神疾病中，以精神分裂症最为严重，而抑郁症、癔症、心理障碍等属于轻症精神疾病。

对于脑血管疾病或者大脑损伤导致的痴呆、失忆等，可以通过给病人做脑部扫描（CT和MRI）来确定病理性改变。还有一些由特殊病症引起的精神障碍，比如梅毒感染、甲状腺病、脑瘤、肾衰竭等也可导致精神疾病，则通过针对性的生理检测可以诊断。对于吸大麻、嗑摇头丸、服用迷幻剂等药物导致精神障碍的病人，可以做药物筛查。然而，对于更多即没有器质性病变也没有服用迷幻剂等药物的精神病人，医师则主要根据病人的自我陈述，凭其专业知识与经验，判断当事人罹患何种精神疾病。

虽然在《诊断标准》中有详细的分类，但是不像其他器质性疾病，精神疾病的诊断并没有严格量化的生理指标。更多时候，依赖的是精神病医师的专业判断。有些研究机构设计了一些心理测量表，可以帮助医师诊断精神病人，比如目前各国最常用的“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验表”（MMPI)，但也只是起辅助作用。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Rosenhan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Rosenhan招募了8位健康的自愿者，假扮精神病人前往精神病院寻求诊断和治疗。这8位假病人对医生详称有幻听（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之一），结果他们先后在五个州的12家精神病院都顺利住院，其中7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平均住院19天。Rosenhan将这个看似荒谬的研究结果以’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当正常人在不正常的地方）为题，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引起心理学界和精神病学界的轰动和强烈关注。有学者提出改进精神病诊断方法，也有学者担忧正常人会假装精神病而逃避刑事责任，还有学者批判Rosenhan的实验是伪科学。

虽然学术界对Rosenhan的这个研究有争议，却也令人深思——有时候，如果精神疾病诊断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3 精神疾病治疗的爱与罚

上世纪30年代，研究者发现用电击精神病人诱导癫痫或者休克，可以缓解病人抑郁、狂躁、幻听、幻视等症状。电击疗法治愈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事实得到医学界的认可，成为治疗重症精神病人的主要方法。然而电击疗法也给病人带来极大痛苦，看上去也很不人道，加上后来抗精神病药物的出现，目前电击疗法已不常使用。

抗精神疾病的药物有传统药物和非典型药物。两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都是通过阻断大脑中多巴胺的作用来改善病人的症状。传统药物副作用比较大，已逐渐被淘汰。而非典型药物不仅副作用相对较小，可控制病人狂躁、伤人、伤己、毁物的暴力行为（阳性症状），还可以改善病人的认知能力等阴性症状，因此得到广泛应用。还有一些抗抑郁药物、镇静剂等用于治疗轻症的精神疾病。然而无论哪种药物，其副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比如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会引起肌肉抽搐、运动障碍，还会诱发癫痫，对免疫系统也有一定抑制作用。因此，如果非精神病人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可能对身体健康带来很大损伤。

精神疾病治疗包括门诊治疗、社区治疗和住院治疗。由于很多精神病人的病程为慢性发展，需要接受终身的治疗，还有一些病人不愿住院治疗，因此社区治疗发挥重要作用。社区的精神专科医师可以随时出诊，定时到病人家庭进行访视。病人在家属照顾下接受药物治疗，并可参与一些社会生活，对于疾病的康复十分有利。英国和美国的研究发现，门诊治疗和社区治疗比住院治疗更有效，而治疗医师与精神病人的信任关系直接影响到病人对治疗的接受度。目前，社区治疗在中国尚属试验阶段。2004年，中国卫生部启动“重型精神疾病监管治疗项目”，由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在全国建立医院、社区“一体化”监管重型精神病人的示范区。

通常，只有在精神病人病情极为严重，如果不进行治疗会危害到自己或者他人的人身安全时，才能对病人采取强制性治疗措施。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性治疗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并有相应的监管机构。比如在台湾，对严重的精神病人有强制性住院治疗和社区治疗。根据台湾的精神卫生法规定，必须向审查委员会递交治疗机构资料、诊断证明、病人意见书（无论同意或者拒绝）、保护人（监护人、家属）意见书，经过审查委员会批准，才能对病人进行强制性治疗。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包括精神专科医师、心理医师、护理师、社会工作者、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法律专家等。在芬兰，也有类似的监委会，病人的意愿要得到充分考虑，病人有权向监委会提出申诉；当对某位精神病人的强制性治疗超过3个月，该病例由监委会自动监管；

4 疯人院与精神病院

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第六病室》中，精神病院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场所。小说中的拉京医生因为同情病人，与病人像朋友般的亲切交谈，被其上司认为也患上了精神病。最后，拉京医生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悲惨的死去。

其实契诃夫所描写的精神病院，是传统意义上的疯人院。在19世纪以前，精神病人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魔鬼附身，而对其所谓的治疗多是驱鬼镇魔的酷刑和巫术，或者干脆把病人关入与监狱无异的疯人院，任其自生自灭。18世纪一位叫Philippe Pinel的法国医生，是给予精神病患者人道主义关怀的先行者，他开创了对病人的道德疗法（moral treatment）。Philippe Pinel医生在巴黎接手管理一家疯人院，与同事一起对各终精神疾病进行分类，通过与病人谈话、交流来帮助病人康复，将传统的严酷冷漠的疯人院改造为有“爱与同情”的精神病院。

到了19世纪，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精神病是一种可以被诊断和治疗的疾病，并开始寻求治疗方法。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开始建立精神病院，收治各类精神病人。与此同时，为了计算需要建立多少家精神病院，各国也开始展开对精神病的流行病学调查，统计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中国最早的精神病院建于1894年，由美国传教医生John Glasgow创建，现为广州精神病院。

随着医学的发展，文明与法制的进步，现代精神病院成为给精神病人提供专业治疗和护理的场所。由于一些重症精神病人有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暴力行为，因此精神病院也成为强制性治疗和隔离精神病人的场所。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中说：“现代精神病院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权力机构。”精神病院也成为哲学家批判“现代性”与“权力”的内容之一。

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精神病人比一般人更有暴力倾向，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暴力行为比正常人高4至7倍。在发展中国家，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比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更高。公众对精神病人有恐惧，认为他们是危险群体，这也是强制性治疗和隔离精神病人的公众心理基础。

然而，有科学证据表明，大部分病人接受门诊治疗或者社区治疗与关在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性治疗同样有效，甚至社区治疗对病人和公众安全更有益。还有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有过强制性治疗的经历会大大增加病人对治疗的抵触。

因此，如何改进治疗方式，使精神病人既能得到有效治疗，又能最大保障精神病人权利和公众利益，是需要深入探讨和进一步科学论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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